他们念的是同一所中学。
圣安德鲁公学，伦敦北部一所有着红砖校舍和哥特式尖顶的私立学校。柳依是靠奖学金进来的，罗迪是靠姓氏。
罗迪·德莱文在那年秋天做了三件事。
第一件，他退出了学校橄榄球队。
教练在办公室里拍了桌子，说他是三年来最好的边锋，他说他知道，但他现在有比赢球更重要的事。
第二件，他把自己那辆凯旋机车的后座重新包了一层软垫，因为之前那个太硬，坐着不舒服。
第三件，他开始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，绕路二十分钟去东区接一个人上学。
柳依一开始是拒绝的。
她说太远了，太麻烦了，被别人看到了不好。
罗迪把她的书包从肩上卸下来挂到机车后视镜上，说：“你觉得我像是怕麻烦的人吗？”柳依说不出话，只能坐上去，攥着他校服外套的后摆，在伦敦清晨的薄雾里穿城而过。
母亲就站在二楼的窗边，隔着那层白纱窗帘，把楼下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，她没有阻拦她谈恋爱，因为她认识罗迪的姓氏。
他们的一天是从清晨六点五十开始的。
罗迪会准时出现在她公寓楼下，机车引擎突突地响，手里永远拿着两杯热可可。
柳依下楼的时候总是带着刚睡醒的迷糊，头发有时候没梳好，校服领子有时候没翻好，他看都不看，先伸手帮她把领子理好，再把热可可塞到她手里。
罗迪会把那双像翡翠一样闪耀的眼睛眯得只剩下一小缝，然后对她说一句“早上好”。
然后等她喝完第一口才发动引擎。
从东区到圣安德鲁公学的路有二十多分钟，这二十多分钟是她一天里最喜欢的时刻。
她侧坐在后座，一手攥着他的衣服，一手握着热可可，风从耳边过去，他后背的温度透过两层校服传过来。
他偶尔会指着路边某个地方大声跟她说话，比如“那家店的甜甜圈很难吃”或者“上次我在这里差点被一只鸽子撞到脸上”，都是毫无营养的话，但在风里听起来格外好笑。
她笑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额头抵在他后背上，他没有回头，但她感觉到他坐得更直了一点，像是想替她挡住更多的风。
学校里的人很快就知道了。
圣安德鲁公学不算大，这种消息传得比流感还快。
柳依走在走廊上，能感觉到有人在看她。不是恶意的看，但被打量本身就是一种压力。她习惯了做透明人，忽然之间不能透明了，她有些不自在。
但罗迪从来不给她退缩的机会。他在食堂端着餐盘走到她对面坐下，把她碗里挑出来的胡萝卜夹到自己碗里，他在走廊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蹲下来给她系松开的鞋带，他在下雨天把自己的伞塞到她手里，自己淋着雨跑进教学楼，湿着头发在楼梯口朝她笑。
他用一种近乎蛮不讲理的方式把她从角落里拽了出来，让所有人看到——看清楚了，这个女孩是我的。
表白发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傍晚。
十二月初，伦敦下了第一场雪。
雪不大，落地就化，但天空是那种发白的灰，校园里的梧桐树挂了一层薄薄的白色。
柳依在图书馆自习室里做数学卷子，罗迪在他对面复习物理，玻璃窗上起了一层雾，像蒙了一层朦胧的白纱。
她做完了最后一道大题，抬起头来看他，发现他早就放下了笔，正托着下巴，安安静静地看着她。
“你看我干嘛？”她摸了摸自己的脸，以为沾了墨水。
“我在算。”他说。
“算什么？”
“算我这辈子还能看你多少次。”他把笔在手指上转了一圈，“算不出来，因为我希望它应该接近于正无穷。”
罗迪唇角轻轻一挑，勾出抹漫不经心的痞笑。
他像加勒比海最浅的海水的浅绿瞳仁在昏暗中漾着细碎光，定定落在她身上，语气懒懒散散：“我今天刚学的，它代表无数次。”
柳依愣住了。
手里的计算器啪嗒一声掉在桌上。
罗迪把笔放下，拉开椅子站起来，绕过桌子走到她面前。
自习室的灯光是惨白的日光灯，照在他的脸上，把所有的细节都照得一览无余——他鼻梁上那一点淡淡的雀斑，他发际线上翘起来的一小撮碎发，他浅绿色眼睛里一种她从来没见过的认真。
“柳依。”他蹲下来，和她平视，两只手撑在她椅子的扶手上，把她圈在一个很小很小的范围里。
她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，洗衣液和松木须后水，太熟悉了，熟悉到她哪怕在这种场面下也觉得安心。
“我知道你不习惯被人注意，”他说，“我知道你习惯了一个人待着，习惯了什么都自己扛。我见过你在走廊上低头走路的样子，见过你被人看了一眼就把脸别过去的样子，我全知道。”
他没有碰她，只是那样看着她，用那种不容商量的语气继